两汉时期，中央政权极为重视农业生产，在政治经济上采取了一系列措施，鼓励发展农业生产，如轻徭薄赋、增殖人口、行均输法、设常平仓、入粟拜爵，大规模兴修水利，推广牛耕，革新农具等等。这些措施的推行，对当时农业生产的发展起了重要的促进作用，为中国封建社会第一次经济文化的繁荣打下了雄厚的物质基础。
汉代墓葬出土的大量与农业相关的陶明器，使我们形象地了解当时农业生产的发展情况。
广东佛山出土的一方汉代陶水田，长37厘米，宽27厘米，高2.5厘米，田边系一条小船。水田上，有两个俑分别在两块地上犁田，陶俑前面的地上塑有犁头。陶俑作一手扶犁，一手赶牛状。犁头除塑出Ｖ字形铁犁馔外，还把中间部分塑出。
这两个陶塑犁头表明，汉代佛山地区使用的犁馔较长，较宽，呈锐角等边三角形，中间高起，不但能划沟破土，还能稍向两侧翻土和分土。水田上的其他陶俑有的正坐在田硬上磨镰刀，有的弯腰收割，有的聚精会神检查秧苗，是夏收夏种场面。
汉初，广东是南越国的所在。《史记》和《汉书》记载，吕后时，为了限制南越的经济发展及赵佗的势力扩张，西汉政府下令关闭与粤贸易的关市，“禁南越关市铁器”，“毋予蛮夷外粤金铁田器，马牛羊；即予，予牡毋与牝”。这些措施迫使割据岭南的南越王赵佗三次遣使谢罪，说明当时南越地区还不能冶铁和铸造田器。
西汉时，我国的经济重心在黄河流域，旱地的农耕技术逐渐成熟。新的农具不断发明，如犁壁、楼车、翻车等工具的出现，牛耕方式逐渐趋向简便高效，所有这些为农业生产的快速发展提供了必要的条件。
铁犁镂出现于战国时期，大多是“Ｖ”字形，形体窄小，仅能破土、划沟，不能翻土。西汉时由于冶铁技术的进步，铁的来源增加，以及牛作为耕作动力的普遍使用，犁华的宽度和厚度增加了，大型犁钟长度可达50厘米。同时为满足翻土的需要，发明了一个新的工作部件——犁壁，有菱形、板瓦形和马鞍形等。它与犁配合，可以进行翻土、开深沟、培土、压草等多种作业。至此我国犁跸犁壁的组合基本定型。
西汉的牛耕最初是二牛三人，一人扶犁，一人牵牛，一人压辕。西汉晚期出现可调整耕深的犁箭，而且牛更加驯服，所以一人扶犁即可耕翻田地作业。
黄河流域干旱少雨，春季多风。人们以精细的耕作方式保持土壤中有限的摘情，尽量争取多蓄水，少跑摘，解决农田缺水的矛盾，满足植物对水分的需求，并采取了多种抗旱栽培方法——代田法、区种法、溲种法，以及中耕保摘等。同时在我国北方大规模兴修水利，增加农田灌溉水。修建了著名的白渠、龙首渠等水利工程设施。
西汉晚期和东汉时期南方逐渐得到开发，农田水利事业也相应得到发展。当时主要是发展陂塘灌溉工程，这些农田水利设施为当时生产的发展、经济的繁荣起了重要的促进作用。
陂原指人工修筑的堤坝，利用自然地形稍加修整而成，用以防止洪水的漫溢，保护附近的农田和居邑。传说夏禹治水时“陂泽九障”，韦注：“障，防也。”这种陂泽技术的发展导致人工蓄水陂塘的出现。《诗经·陈风·泽陂》：“彼泽之陂。”毛传：“陂，泽障也。”
这可能是早期筑堤障水的蓄水陂塘。汉代的陂塘多建在丘陵地区，利用丘陵起伏的地形特点，选择地形较低的地区，利用地表径流或者利用天然潴水的地方，在其周围低下地段筑堤截水，修筑有相当蓄水量的人工湖，引水灌溉。
现存的最早的陂塘工程是春秋时期孙叔敖主持修建的芍陂。它利用丘陵地形，在原有湖泊的低处筑堤，蓄水灌溉。据郦道元《水经注》记载，北魏时，芍陂周长里，周围有五条渠道，渠道内设闸控制出水量。当年灌溉面积达1万顷。
西南地区出土的多件陶陂塘明器，使我们看到了当时陂塘灌溉的原貌。
云南呈贡出土一个典型的陶水塘、水田，长 32厘米。宽20厘米，高3厘米。左侧一端为大方栏，代表蓄水池，右侧一端分成二排，共12个方格，代表水田。水田中间有一条渠道与水塘相连。贵州赫章出土的一件陶水田，长41厘米，宽22厘米，高６厘米。也是左端为一方栏，右侧为田字形的四块水田，田中塘中塑有田螺。蓄水池与水田间有沟渠相连。
灌溉陂塘面积与田亩面积之间的比例关系，《淮南子·说林训》记载着粗略的估算标准，“一顷之陂，可以灌田四顷”。云南和贵州出土的水田水塘形式，说明当时我国的西南地区，已广泛使用陂塘这种农田水利设施。
陂塘与人们的生产生活密切相关。汝南郡曾有修陂、废陂、再修陂的故事。当时在淮河和汝河之间，也就是今河南正阳县南北一带地方，有一座鸿隙陂亦名鸿却陂，陂面广袤，当地甚得其利。其陂始建于何时，不见记载。
但到汉成帝时，“关东数水，陂溢为害”，当时的丞相翟方进以为将鸿隙陂平毁，可以免除水灾，于是涸陂为田。但自废陂为田之后，给这一地区的农业生产带来很大损失，原来的稻田，因失掉了水源，不得不得不改种豆和芋头，产量不高，质量也不如稻米，人民抱怨说：“坏陂谁？翟子威（翟方进字子威）。饭我豆食羹芋魁。”
鸿隙陂不仅为灌溉之资，鱼蒲之利，也是汝南地区的重要蓄水处所，陂废了，无处蓄水，田地不能进行灌溉。王莽时，这一带连年大旱，因无水灌溉，造成了严重旱灾。百姓要求恢复鸿隙陂的呼声和愿望非常强烈。
东汉初邓晨任汝南太守，任命水利专家许杨为汝南郡的都水椽（专门负责水利的官员），主持重建鸿隙陂。许杨领导汝南百姓，“因高下形势，起塘四百余里”，用了好几年的时间，方告完工。鸿隙陂重建后，百姓得享水利灌溉之便，而无水旱之患，连年丰收，汝南郡的生产得到发展。
陂塘多是公用水利设施，为了避免水利纷争，节约用水，许多地方制定了具体的用水规章——“水令”和“均水约束”。倪宽为关中六辅渠“定水令，以广溉田”。其后召信臣在南阳兴建陂塘，“为民作均水约束，刻石立于田畔，以防纷争”。合理的灌溉用水规章，使得同样的水量条件下，可以达到“以广溉田”。
陂塘等水利设施的兴建促进了水稻种植技术的发展。东汉初期，发明了水稻育苗移栽技术。东汉崔塞《四民月令》载：“五月，可别稻及蓝。”所谓别稻，就是育苗移栽。这一记载说明至迟东汉时期，水稻育秧已在我国出现了。育苗移栽的优点在节省时间和提高土地利用率。当时还注意到了根据土壤的肥力情况，确定秧距。崔蹇《四民月令》：“稻，美田欲稀，薄田欲稠。”
四川新津县宝子山出土陶水田，可清楚地看出秧苗成行密布，是移栽插秧的形式。这方陶水田长54厘米，宽37厘米，田中横着一条沟渠，渠中刻画着几条游鱼和田螺，渠水可由通道流入两边的田中，田中秧苗密布，几个田螺点缀其间，显示出一片生机。田底平整，以田梗为界又形成几个较为规整的水田。每块小田皆保持不同的方向。
田梗的水口开口方向各不相同，可以调节水温。《汜胜之书》：“始种稻，欲温；温者，缺其（田梗），令水道相直。夏至后，大热，令水道相错。”
当时水稻一般春天播种。这时气温较低，秧苗刚出，需要温暖的环境。因此如何保温直接关系到植株的生长发育。在灌溉之前，稻田水一般较浅，经太阳照射后水温升高，如果让稻田外面的水进人稻田，容易降低水温。
于是人们设法减少降温。在稻田通过水流的时候，特别是某些梯田，在连续不断地从高田向低处田灌水时，如果把进水口和出水口对着开，形成一条直线，则水流牵动面比较小，能迅速流出，能减轻低温水对流造成的降温作用，达到保持稻田水温的目的。
夏季，由于阳光照射猛烈，稻田水温一般较高，在灌水时，将进水口和出水口对角开，按斜线方向流动。《汜胜之书》曰：“夏至后大热，令道相错。＂这样进入稻田的水流出去时，牵涉面大，低温水经过大规模大面积的与高温水对流，便能起到降低水温的作用。两千多年前，稻田灌溉已注意水温问题，并创造了一套调节水温的技术，今天看来仍是十分难能可贵的。
当时人们非常注意田间管理，中耕除草进一步受到重视。四川峨眉出土的东汉水塘水田石刻模型右下角有两个农夫伏在田中用手耘田。四川新都出土的的蓐秧画像砖上，一对农夫右手扶杖，用脚耘田。四川绵阳出土的一长方形陶水田，分左右两部分。
元代王祯《农书》有类似的蓐秧图，并记载“蓐田有鼓，自入蜀见之。始则召集其来，即则节其作，防其所以笑语妨务也。”蓐秧的人应是主人雇来的佣工，一人敲鼓，是为了使大家动作致，保持一个较快的速度，同时提醒蓐秧人不许相互聊天，影响劳动。近代四川仍有人从事这种活动。
水渠的开凿，不仅解决了灌溉的难题，而且为田间提供了良好的肥源。西汉时期白渠凿成，在今陕西关中引泾水灌溉，获得高产。当时农民歌颂引淤溉田的好处：“泾水一石，其泥数斗，且溉且粪，长我禾黍。”同时，人们重视绿肥的功效。战国时期，人们就已把草肥当作重要的肥料来源。
《礼记·月令篇》载：“季夏之月，土润潺暑，大雨行时，烧难行水，利以杀草，如以热汤，可以粪田畴，可以美土疆。”
这里讲了利用杂草作肥料的两种方法：一是烧，烧成草木灰；一是难，就是铲除杂草，并利用夏季高温多雨，将它在田中汉烂成肥。这种方法在汉代仍在使用。
四川省新津县出土的汉代陶水田，其中有半月形呕肥区，这种呕肥区和现在四川农村田中的汉制区极为相似。《汜胜之书》载：“须草生，至可耕时，有雨即耕，土相相亲，苗独生，草秽烂，皆成良田”，翻埋青草作绿肥，田地肥力增加，可以提高水稻产量。
南北朝时，开始人工种植绿肥，西晋郭义恭《广志》一书中介绍南方在稻田种苕草作绿肥，“苕草，色青黄，紫花，十二月稻下种之，蔓延殷盛，可以美田。”后魏时期，栽培的绿肥种类大为增多，《齐民要术》记载，用作绿肥栽培的品种有绿豆、小豆、胡麻和芝麻等。
汉代陂塘、稻田养鱼普遍，同时还利用水面，种植水生植物，在陂塘堤岸上种植林木等。东汉初年，这种情况在出土的陂池模型中也有反映。
转载请注明地址:http://www.abmjc.com/zcmbjc/3465.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