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千多年来，在如今的成都新津县五津镇桥津上街附近，一直有着人们活动的足迹。从去年开始，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的考古队员就在这里发现了不少遗迹和遗物，从汉代一直延续了近代。
截至目前，考古队员已经基本厘清了该遗址的历史变迁：早在汉代，这里就已经形成一处较大规模的聚落；到了东汉至六朝时期，洪水经常肆虐形成数层淤积土，这里的居民开始迁离；在隋唐时期，新津县城迁至此地；元明时期此处仍有大量居民；直到清代，这里开始变为墓葬区；不过，民国时期因五津机场的修建该地再次繁荣起来。
▲考古现场
在众多遗址中，还首度发现了商旅性质的厨房遗迹，从周边出土物品考古专家也推测，可能会是商用餐馆，并且可以推测出当时这里是比较繁华的，这也是首次在成都平原发现的汉代的具有商业用途的房址。
▲出土文物
出土文物丰富从汉代延续到近代
桥津上街遗址位于新津县五津镇，地势平坦，西侧紧邻岷江干流金马河，因曾为新津县治所在地，故至今仍有“新津老县城”之称。而在考古发掘过程中，这里确实也埋藏了不少旧时的记忆。
在近现代遗迹发现有灰沟，灰坑，发酵池等。出土遗物有酱釉灯、彩釉咖啡杯、“农业学大寨”瓷碗勺等，还有不少子弹壳和弹头。而在清代遗迹主要是墓葬，已清理24座，大致可以分为石室墓，砖室墓和灰椁墓三类。出土遗物有酱釉罐，碗，花卉纹杯，葡萄纹盘，“永乐年制”伪托款杯，玉璧底碗等。
▲出土文物
明代遗迹主要是房址F1，房屋主体为木结构建筑，残留有多个方形和圆形柱础，柱础内填鹅卵石。以F1为中心，房子周围发现有石条垒砌的水井，灰坑，排水沟等与房子有关的生活配套设施。“F1上叠压大量建筑构件，有琉璃釉瓦当、兽面纹瓦当、‘王’字瓦当、筒瓦、板瓦、滴水及大量生活瓷器。”据负责现场考古发掘的专家介绍，从这些构件也足以看出，房屋等级较高。
而在唐宋时期遗迹发现有排水系统、灰坑、灰沟和房基。排水系统经过精心规划，与南部河道相接，系先挖基槽，然后用石板砌筑，顶部覆盖石板，现大部分已经被晚期人为活动破坏。唐宋时期遗物有圈足碗、黑釉盏、酱釉罐、五足香炉、三彩器等。
“此次发现的汉代遗迹最为重要。”考古专家介绍，目前桥津上街安置房项目汉代遗址发现灰坑20余个、灰沟8条、房址9座。通过仅存柱洞、基槽和卵石堆积，瓦片等建筑构件发现较少可以推测，这些房屋屋顶以覆盖茅草为主。遗址主体时代为西汉时期，发现有西汉时期典型陶器如釜形鼎、折腹钵、釜、瓮、凸棱纹盆、甑、卷云纹瓦当、菱形花纹砖、半两和五铢铜钱等。
▲考古现场
汉代形成大规模聚落洪水曾迫使居民迁离
通过此次发掘，考古专家也基本厘清了该遗址的历史变迁。汉代已经形成一处较大规模的聚落；东汉至六朝时期洪水经常肆虐形成数层淤积土，居民迁离；隋唐时期，新津县城迁至此地；元明时期此处仍有大量居民；清代变为墓葬区；民国时期因五津机场的修建该地再次繁荣起来。
“这次发现的唐宋时期大型庭院基址，相关配套建筑设施（水井，排水系统等）和大量遗物等为确认新津隋唐县城遗址提供了重要依据。”考古专家介绍。
此外，通过此次发掘，大致理清了该遗址汉代时期空间分布，居住区位于西部和北部，排水沟与东部和南部地势低洼处的河道相连，形成了相对和谐，适宜生存的乡村聚落。
▲出土文物
发现稀有的汉代乡村遗址
为研究成都平原居民生活提供参考
洪水肆虐，汉代地层之上有厚约1米的洪水淤积层，这反而对于汉代堆积起到了很好的保护作用。“从目前出土的汉代遗迹和遗物来看，这里应该有一处较大规模的汉代居址，等级与乡里相匹配。”考古专家介绍，汉代乡村遗址在四川发现极少，即使全国也不多见。
在众多遗址中，房址F7同样具有重要意义。“我们推测这个F7当时是作为一个商旅性质的厨房遗迹。”负责现场的考古专家介绍，遗址周围散布了大量的生活器物，同时房子西北高东南低，可能是出于排水考虑，由于附近洪水泛滥，遗址上的淤泥让它保存完好。
据介绍，这是首次在成都平原发现的汉代的具有商业用途的房址，由此也可以推测出，占据交通要道的地理优势，这里在古代还是比较繁华。
此遗址的发掘具有极为重要的学术价值，是研究汉代基层聚落不可多得的资料。对于研究成都平原居民的生产生活状况、聚落分布、经济生业模式、地形地貌等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成都商报客户端记者宦小淮实习生莫皓然图由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提供
编辑唐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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