洞天寻隐二十四治访道记丨平盖治

汉末道教的“二十四治”是洞天福地的重要文化渊源之一，其独特的宗教与社会组织形式开启了两千年的道教历史，并成为后世各处名山的一种“原型”。欧福克博士的《二十四治访道记》原连载于“行脚成都”，回忆并记录了他年至99年间往来于川西平原，寻访汉末道教圣地的经历。现蒙欧福克博士授权，连载于此。

新津观音寺山门/欧福克（VolkerOlles）摄影成都最年轻的市辖区——新津区，原来是历史悠久的新津县，而且在早期天师道的宗教地理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新津是四处古治的所在地：稠稉治、本竹治、平盖治及平冈治（后者一说在夹江）。因此，我曾多次前往新津，对这块充满灵气和文化的宝地产生了浓厚的感情。新津四治中，唯平冈治没有留下任何遗迹，近年有同仁考证，认为此治并不在新津，而在夹江南安乡。稠稉治至今为道教圣地，故事也最多。本竹治和平盖治则均成为了佛教寺院的所在地，虽未能传承道教法脉，但仍属巴蜀的神圣空间。平盖治位于九莲山，地处新津永商乡宝桥村境内，有名驰遐迩的观音寺。观音寺创建于宋代，今因两座明代大殿中的壁画和塑像已成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比起道教平盖治的建立，这是很晚的历史阶段，但正因为观音寺的存在，九莲山的胜景至今得以保存。宋代道书《云笈七签》卷28有这么一段记载：“平盖治，山在蜀州新津县，去成都八十里。前山下有玉人，身长一丈三尺。昔吴郡崔孝通于此山学道，得飞仙。山西有大江，南有长山，北有平川，中有龙门。治应娄宿，阴人发之，治王千年。”据此，平盖治是仙人崔孝通修炼、飞升之所，在道教的传说和宗教地理中有着牢固的基础。一直到唐代，平盖治有道教宫观；据清代道光年间编纂的《新津县志·山川》，这座道观名叫岩滩观。然而，到了唐末，平盖治的道脉已衰落；虽然道观的遗迹犹存，但已经没有道士居住了。年，高道杜光庭（–）完成了一部《道教灵验记》，书中讲述了一则发生于年的灵验故事，说明当时平盖治的庙宇虽已无人经营，但仍旧有神灵守护，谁在那里做破坏或偷盗，都会受到上天的惩罚。这则故事的题目为《蜀州新津县平盖化被盗毁伐验》，按唐代的行文习惯以“化”代“治”。

蜀州新津县平盖化，即第十六化也，神仙崔孝通得道之所，真像存焉。化有玉人，长一丈，见则天下太平。殿左有玉女泉，水深三四尺，饮之愈疾。化之上，当山之半有榑木，树径六七尺，居人常闻其下有考楚号叫之声，莫知所以。大顺元年丁未，山下居人何六者，性本凶悍，不惧罪福，因值干戈，化中无道流栖止，乃殷拆屋宇，采伐林木，为樵薪以货之，固有日矣。一旦，诣山前僧舍中求水浆，以救其渴乏。僧素与相识，闻其声哀切，出门视之。见其仰面反手，如被拘缚，喉口喘急，流涕于口，问其所疾，答曰：“我为毁平盖化屋宇，斫伐树木，今有黄衣使者，追捉击缚，将往榑木树下地狱中考问去，渴乏既甚，乞少水相救耳。”以水与之，良久径去，死于榑木之下，乡里共所知焉。又有人取水泉侧古迹雕塑二玉女，以为奇玩，传于人间，既无玉女之像，泉畔小舍，亦被人毁拆。近化居人，见擒取盗玉女人生魂入化中，其人遂风癞焉。（载《云笈七签·卷》）

这则灵验故事提及的“僧舍”及僧人表明，唐末平盖治附近已有小型的佛教寺庙，但古治本身还没有转为佛寺。观音寺建立于南宋淳熙八年（年），有传说是张商英故宅转为寺院。张商英（–），蜀州新津人，北宋后期官员、政治家、文人，自己支持当时盛行的“三教合一”宗教观。他撰写并编辑过道教文献，但又特别崇尚佛教，入了禅门并撰有《护法论》一部。据传，最初的观音寺是张商英的家族“舍宅为寺”，但这个说法似乎无法考证。

九莲山平盖治观音禅寺重修记（碑阴）/欧福克（VolkerOlles）摄影最权威的资料是一通立于年并至今保存在观音寺内的石碑，上面刻有《九莲山平盖治观音禅寺重修记》一文。据此碑文，观音寺为“宋淳熙辛丑（年）创建，……吴都崔孝通修真于此，白昼升仙。杜天师讳光庭题诗。……惜毁于元季之兵燹。”到了明代，观音寺由僧人海金（碧峰禅师）恢复。碧峰禅师是一位德高望重的高僧，据说他常常来往于蜀王府，与蜀和王(–)关系密切。年，碧峰禅师已圆寂，福宾（大权和尚）与功德主（施主）赵子隆扩建观音寺。福宾圆寂以后，由圆彻、圆历二位徒弟继续修庙，并“由树富家，树植千株，逐渐完美。”随后，圆彻、圆历“遂谒去京师寺庙，广结同袍。于是圆纲、圆镜同心协力，诱诸檀越，大振山门。”在常住僧人、当地官员及社会各界施主的努力下，观音寺发扬光大，成为了一方净土及佛教圣地。

毗卢殿（建于年）/欧福克（VolkerOlles）摄影自宣德元年（年）至弘治三年（年），观音寺先后共建殿宇十二重，其中毗卢殿两侧墙上之六幅壁画，系根据《圆觉经》中的十二圆觉菩萨绘制的。这些壁画风格以工笔重彩为主，由当年蜀王请宫廷匠人专门来新津监工绘制。年，观音寺维修围墙时发现“北京御用监匠见宫”字样，可见当时朝廷对观音寺的重建很重视。最后，在圆纲和尚的倡导下，凤阳府教授胡聪所撰《九莲山平盖治观音禅寺重修记》被刻在了石碑上，碑立于大明弘治三年秋七月中元谷旦（年7月31日）。碑文末尾一段文字曰：“上诚有益于教化；要之，义在得夫现津踔绝刻厉、勤笃材智之徒，能张其师之道，以致夫多助内省，诚所以飞亮杰构，凌切霄汉，殆与山川相辉焕，称名胜以南矣。不然，山自山，水自水，人物自人物，平盖治不过一荒山耳，将何以脍炙人口，使功德同流于不磨哉！”碑阴记录了诸位施主的姓名，且有杜光庭《访崔孝通不遇》诗一首：势压长江控八津，吴都仙客此修真。

寒江向晚波涛急，深洞无霜草木香。

江上玉人应可见，洞中仙鹿已来驯。

龙芝凤草非难过，只要尘心早出尘。

年，张献忠起义军入川，省内大部分庙宇尽为焦土。新津遭受的破坏非常严重，全县满目疮痍，荒无人烟。观音寺当时能躲过此劫，堪称奇迹，但因年久失修，亦破败不堪。康熙五年（年），知县常九经率众重修。乾隆五十年（年），又进一步培修。道光元年（年），复修观音寺正殿。所以，无论今天对大清王朝的评论如何，对当时的四川而言，清朝统治意味着休养生息、恢复正常、重新繁荣。然而，到了咸丰年间，观音寺又一次遭受损毁，原寺仅存十分之一二。咸丰末年，观音寺又来了一位高僧——道松大和尚。道松号德青，俗姓周，什邡县西鄙三十里丁家庵人。因为新津县众乡绅的推举，道松担任了观音寺的住持。当时“寺庙仅收租十五石，租钱一百千耳”，道松说得上是受任于危难之际。同治九年（年），重修无量殿，同治十年（年），修客堂、观堂、香积。从光绪元年（年）到光绪二十四年（年），每隔数年都有修建、装彩等工程，由于道松和尚联合了全国各地大庙，大力募化功果，加上精心的安排组织，观音寺面貌焕然一新，金身佛像，红墙铜瓦，灿烂辉煌，寺里的僧众又达到了二、三十人，宋明以来的盛况，再次重现于观音寺。

民国初年，观音寺又呈衰落之势。后有本县比丘尼觉镜住持观音寺，她苦心经营，到处募化功果，其间得到了槐轩门人（刘门弟子）孙绍纬（字星五）的大力资助。观音寺僧众由比丘变为比丘尼即从此开始。民国二十五年（年），培修了大雄宝殿。尽管此时的观音寺没有明清时那么兴旺，但慕名来访的名人接踵而至。民国二十八年（年），梁思成先生来川康考察，在参观了观音寺的壁画以后，给予了“工整秀丽、备极妍巧”的赞叹。民国二十九年（年）底，著名的历史学家顾颉刚先生来新津，并写下《新津游记》一文，文中对观音寺的壁画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当时，新津县是刘门的重镇之一，因此观音寺获得了槐轩门人的关照，也一定受过刘门“三教合一”思想的影响。民国年间观音寺的主要建筑有山门、弥勒殿、准提殿、地藏殿、接引殿、毗卢殿、太师殿（内有张商英、文昌帝君、关圣帝君、斗姥元君的塑像）、大雄宝殿（即观音殿）、无量殿、罗汉殿、千手观音殿、摩光佛殿。在道松和尚住持观音寺的时候，还修过玉皇楼、三仙殿、川主殿等；刘门或许在清末已对观音寺产生了一定影响。毗卢殿内曾贴过一副百余字长联，作者为刘门创始人、儒家学者刘沅（字止唐，一字讷如，号清阳、槐轩，–）；文曰：

溯赋界之维均，中外宁殊心性，天生至圣立极遐荒，守清静以示闲存，本慈悲而戒残杀，本当年化导夷俗之旧，概功利兴而民情厌苦，华夏聿起空门，自秦遇金人，汉求经教，唐迎佛骨，亿万众颠倒纷云，竞趋幻妄，楚英信奉滋之感，昌黎攘斥昧其源，意使学号异端，寂寞虚无相垢病。

思物则之同具，古今祇此彝常，果证菩提肇基忠孝，净梵王足微家乘，檀特山匪弃妻弩，启后世讥议废伦之诬，惜浮屠盛而禅旨沦亡，阐扬赖兹上哲，故观音显迹，达摩面嵩，六祖传钵，数千载渊源绍述，尚有典型，程子称礼乐之遗，温公谓范围不过，可知功符儒理，定如般若漫寨嗷。

跟巴蜀刘门的无数其他遗迹一样，此长联已荡然无存。观音寺于年被公布为四川省第一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然而，经过十年浩劫，仅存清代的山门、弥勒殿、接引殿和明代的毗卢殿、观音殿。改革开放以来，观音寺几经修缮，还新建有几座佛殿。年入列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境况虽大大不如从前，但仍是一方净土。

年6月25日，我背着大背包从新津老君山出发，来到了观音寺，在此住宿两天，并了解了平盖古治的近况。当时的观音寺有常住比丘尼15名，当家叫释广宣，系净土宗道场，年恢复为宗教活动场所。寺里的比丘尼们很好客，斋饭也非常可口。我记得由于当时的天气很炎热，自己基本上没有胃口，但观音寺的素斋中有一道菜，大概是鱼香茄子的一种，茄子上薄薄一层辣椒油，使得再闷热的夏日里也能吃得很香。寺庙里有不少古树名木，树上的鸟语好似绝美的交响曲。观音寺的周围全是稻田和果园，夜间只听见数千青蛙的声音；真给人世外桃源的感觉。这一切也提醒了自己，天师道的二十四治不仅是神圣空间，其实也是世界最早的一种自然保护区。像观音寺这样保存较完好的地方，还真有早期古治的遗风。

那次在观音寺，我很幸运遇到了新津文史方面的大专家——新津县文管所的颜开明先生。颜先生当时在观音寺常常做讲解，对寺里的文物了如指掌，而且有专门的办公室。他送了我两本有关新津文史的小书，与我分享了本地汉代崖墓石棺上“青龙白虎”画像的拓片，并邀请我用唐代铜钱打卦。打卦的结果是“正正反反反”，即“上上”——我完全不懂算卦，蒙颜先生破解，这是一个非常积极的结果。他告诉我，他曾遇到过我的导师——柏林洪堡大学的常志静教授，常教授以前也来过四川做学术访问。颜开明是一位典型的地方学者。对于我自己在研究天师道二十四治的过程中还会采访和尚、道士，颜先生表示很不理解，因为居住寺观里的出家人一般对当地的历史并不太了解。虽然的确是如此，但在考察二十四治的现状时，仅仅考虑到学者的立场和研究成果，当然是不够的。颜开明和我即成朋友，在后来的很多年里一直到现在，还常常保持联系，后来在新津也见过好几次面。

毗卢遮那佛、卢舍那佛、释迦牟尼佛（法身佛、报身佛、应身佛）/欧福克（VolkerOlles）摄影观音寺最大的魅力在于，两座建于明代的大殿至今保存完好：毗卢殿和观音殿。毗卢殿是年修成的，里面供奉着毗卢遮那佛、卢舍那佛、释迦牟尼佛；按照天台宗的教理教义是法身佛、报身佛、应身佛。毗卢殿内东西两壁的壁画为全寺的精华，绘制于明宪宗成化四年（年），包括十二圆觉菩萨、二十四诸天及十三个供养人像，以及佛龛背后的“香山全堂”，共7幅，共计面积94平方米，全部按照佛教《造像量度经》的规定来绘制。其画法采用了工笔重彩画技法，以天然的矿物质为颜料，以石青、石缘、硃砂、黄丹、生漆、佛金和珍珠粉彩绘而成。所绘菩萨像，身材匀称适度，脸庞面润，凤目下垂，樱唇略闭；上身着短袖天衣，袒胸露肘，璎珞杂饰；下着长裙，褶纹飘逸，极有风韵。十二圆觉菩萨是密教崇奉的著名菩萨群体。这十二位有望成佛的圆觉菩萨，其实是佛教教义概念化的产物，是一种象征，是佛教使教义形象化而设计的，并非实有其人。

观音殿（建于年）/欧福克（VolkerOlles）摄影

文殊、观音、普贤三大士/颜开明摄影观音殿则为观音寺的大殿，建于明宪宗成化五年（年），面阔五间，进深十架椽，殿内现存塑像共有尊，主供观音三大士和五百罗汉像。文殊、普贤跏趺坐在须弥座上。观音则跏趺坐在莲花上，下为独角怪兽，俗称犼。绕过观音三大士像，背后为峨眉山、普陀山和五台山全景深浮雕像。正中飘海观音手持净瓶，脚踏鳌头之上，置身在波涛汹涌的南海普陀山之中，静中有动，动中有静，呼之欲出。塑匠大胆舍去了背屏、佛龛等塑造菩萨的程式和布局，而把观音摆在南海的实景中，极为壮观、生动。

飘海观音/欧福克（VolkerOlles）摄影无论身处毗卢殿的壁画前还是观音殿的塑像下，人自然会产生浓厚的敬畏心。古老的佛殿吸收了几百年的香火，聆听了无数善男信女们的祈求和僧众的经咒声，这样的历史沉淀，如此强大的灵气，只能以“不可多得”四个字来形容。然而，观音寺这一“灵气”最关键的地方在于，它不仅是文物，而是有香火、有人来朝拜、有出家众守护的开放寺院。假如观音寺中没有香烛的芬芳和温度，哪怕毗卢殿的壁画和观音殿的塑像保护得再好，恐怕也就没有了生命力。

圆觉菩萨、文殊菩萨（作于年）/欧福克（VolkerOlles）摄影在毗卢殿大门右边的圆觉菩萨、文殊菩萨之间，有一个长方形的题记，其文曰：“四川新津县太平乡绘壁信士郑宏、同缘郑氏五、男郑希仁、郑希道、洎家眷等，捐资绘画圆觉菩萨、紧那、娑迦尊天一壁。伏愿夫妇修因有素，善业洪杰者。成化四年吉旦题。”这就是说，最右边圆觉菩萨及紧那（音乐天、歌神）、娑迦（六臂女神）二尊天的壁画是新津太平乡郑宏及其家人捐资画成的。

清净慧菩萨（作于年）/欧福克（VolkerOlles）摄影

清净慧菩萨下的供养人（作于年）/欧福克（VolkerOlles）摄影在观音殿正中观音圣像下的石台上有这样的题记：“新津县太平桥西街居奉佛喜捨信士江志先、同缘信女唐氏妙金、男江镒、次男五儿、男妇杜氏、孙男黑儿一家眷等，谨发诚心，捐资塑妆大慈大悲救苦救难观世音菩萨一尊、佛堂一座、栋柱二根。专祈家门清吉，子嗣繁昌者。时维皇明成化纪年丁酉春在正月吉旦书。”这段文字记载了施主江志先及其家人的功德。由于文中出现次儿和孙子的乳名，这篇写于年1月15日的题记给人格外亲切的感觉。观音寺这类题记很多，毗卢殿壁画中还有供养人的画像。这些遗迹至今向我们诉说着明代四川人的故事。参考资料：

[1]颜开明：《道教平盖治与新津观音寺》，《宗教学研究》.1–2。

[2]潘夕潮：《道松高僧与国宝文物观音寺的昔日风华》，《成都史志》.1。

[3]颜开明：《莲华接翠》（未发表）。

[4]李长清：《南河往事·新津观音寺的八百年沧桑》，“方志新津”-07-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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