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城洋青铜器及城洋人群

论城洋青铜器及城洋人群

从上世纪五十年代起在陕西汉中地区城固、洋县的胥水河和汉江北岸十九个地点陆续出土了七百余件青铜器，称之为“城洋青铜器”。

发现城洋青铜器的窖藏大都处于胥水河两岸高台地上，台地上有七个大土冢，当地人称为“七女冢”。这些土冢让人联想到是陵墓，从发掘情况看并不是。每个窖藏铜器群比较杂，并不统一，容器、兵器、工具、仪仗器物都有，这些器物只是单一的铜器，却没有玉器和陶器等。

城洋青铜器的年代范围经考证在商代中晚期到商周之际，跨度约两百余年。青铜器的埋藏一般只有墓葬、窖藏和祭祀坑三种。

我先说是否为墓葬的随葬品。

首先大土冢并没有墓穴，而铜器的埋藏点均在土冢与河流之间。其次在城固县宝山遗址中发现的小型墓葬出土了玉石器和陶器。从这两点来看，同一时期，同一地区和相同的习俗，可以肯定不是墓葬，这些青铜器也就不是随葬品。

再说祭祀。

那些大土冢应该是为了祭祀而堆筑起来的，青铜器的埋藏地点也符合祭祀活动常见的场所。且每个铜器群有年代的差异，也符合每过一段时间举行一场重要的祭祀活动。从这两点来看城洋青铜器就是为了祭祀而埋藏的，这也是多数学者们这么认为的。但还是有两个问题，第一：埋藏的青铜器有大量的兵器，如果这些兵器大多为礼用器物还好理解，可多数的兵器为实战器物。第二：只有青铜器，没有伴出的玉石器和陶器，这与南边的三星堆、北面的老牛坡遗址出土遗存不相符。

最后说窖藏。

窖藏青铜器一般情况下都是不想让别的族群得到，而匆匆忙忙地埋在土坑里，等到灾难过后返回故土再取出。关中西部发现许多西周时期窖藏青铜器，是因为西边的戎人侵入。还有西安何家村遗宝，因安史之乱玄宗逃往四川，大量的珍宝匆忙间埋藏了起来。那么城洋青铜器的窖藏似乎也符合因动乱而埋藏，但也有两个问题，第一是每个铜器群的埋藏年代不同，第二出现战乱而不应该埋藏兵器，此时正是大量使用兵器的时候。

我是比较认可城洋青铜器埋藏论的，对于第一个问题，在时间不是特别紧急的情况下对器物进行分类埋藏在多个地点，以待日后返回取出。第二个问题，埋藏兵器应该是自知抵抗已无意义，或者已臣服了强者，被迫要迁徙，就将礼器、兵器等分批埋藏。

这里要说一说城洋青铜器的使用者臣服了谁呢？

显然是周人。《史记.周本纪》记载文王时期就已征服了甘肃东南的密须国和犬戎，周人的势力已到西汉水流域。西汉水在汉代武都大地震前是汉江的上游，在当时从西汉水南下可以直抵汉中地区。再到武王时期联合八个方国共同伐商，其中羌方在汉中地区西面，庸方在东面，蜀方在南边而北边就是周人的地盘。可以说在武王灭商之前就已征服了城洋人。

被征服的城洋人又去了那里？

有学者说汉中地区的人群就是巴人，城洋人融入到巴人中去了。另有学者说被迁移到关中地区，还有的说南下迁移到了蜀地。

融入巴人，这个论断应该不成立。在商周之际巴人主要居住在汉江中游地区，西周时期汉中地区几乎是一片空白，目前也未发现那个时期的青铜器。史料记载在春秋时期汉江中游的巴人迁移到汉中地区，之后被秦国吞并。

城洋青铜器所属人群，迁移到关中和蜀地都有可能。因为从成都平原十二桥遗址和宝鸡弓鱼国墓遗址出土的器物上都与城洋青铜器有较大的相关性。十二桥文化是三星堆文化晚期发展起来的，三星堆、十二桥和金沙，古蜀地区的文化是连续的。宝鸡地区的弓鱼国在先周和西周时期并未有记载，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发现的几处墓地，出土了较为

相似的青铜器物，知道了宝鸡清姜河谷在西周时期有一个弓鱼国。我认为周人征服城洋人后，将贵族阶层及其主要的族人迁徙到宝鸡清姜河谷。但清姜河谷面积狭小，容纳不了整个城洋的人群，只是将部分城洋人迁移到清姜河地带。在中国历史上强势国家征服敌国后，将敌国的首领和王族迁到京畿附近是有这个传统的，宝鸡清姜河谷就在周人的崛起之地周原的南边。王族等族群北上迁到了关中，那其他城洋人应是南下被迁移或逃亡到了蜀地。所以四川盆地许多十二桥遗址和弓鱼国墓遗址出土的青铜器物很多类型上比较相似就很好理解了。

使用城洋青铜器的族群为什么要与周人交恶？

我就从青铜器上说起，无论是殷商（安阳）青铜器、三星堆青铜器还是江西新干大洋洲青铜器和城洋青铜器，皆含有高放射成因铅。在中国的铅矿只有云南东北部采出的铅含有高放射性，也有学者有这样的推论，云南东北部开采出的铅，北上经四川盆地的三星堆，到达汉中盆地，沿汉江顺流而下，到河南南阳地区再走旱路运到安阳。安阳铸造出精美的礼器再输往各个方国和军事据点，用于换取各地的物资并加以控制。城洋青铜器中的乳钉云纹铜簋、兽面纹铜瓿、铜尊和铜方罍等应是安阳输入的礼器。青铜兵器、铜镰形器、铜泡和铜面具应是本地制造，通过材质分析本地制造合金化程度较低，杂质较多，铸造技术较原始。这个推论如果正确，城洋人就是物资的转运者，安阳的统治者必定回馈精美的器物用以笼络。

城洋青铜器兵器与殷商文化和先周文化对比上可以看出，城洋与殷商文化关系较先周文化密切。文化上的交流一般都是相互影响、相互交流，分析城洋青铜兵器吸收商文化的多，反馈的少。殷商作为统治者其文化上具有较高的优势，城洋的贵族阶层在心理上是认可和接受的并维护着殷商的文化。到了殷商晚期，安阳的统治力量已衰落，周人的扩张迫使周边的族群臣服，城洋人选择了扺抗。最终，胜利者是周人，所以周人就迁其民，灭其国。

城洋人是从那里来的呢？

我未找到汉中地区在宝山遗址之前的考古资料，所以用成都平原的遗址发掘资料来推测城洋人从那里来的。距今年前甘青地区人群因气候日趋干冷而南迁，马家窑文化此时已传播至岷江和大渡河上游地区，同时带来了北方旱作农业和家畜品种。如：马尔康哈休遗址（～）和茂县营盘山遗址（～）。成都平原新石器晚期文化始于距今～年的桂圆桥遗址一期，以种植黍、粟旱作农业，不晚于年长江中游峡江人群来到成都平原带来了成熟的稻作农业，至此，迅速传播到整个平原地带，取代了旱作农业。如：新津县宝墩遗址（～）以稻作农业为主，有少量的粟作。

结合成都平原地区农业的传播，从农业传播路径上看，汉中盆地应在仰韶文化晚期就有甘青人群到达。从地理地型位置上看甘青人群沿西汉水南下再翻越大巴山到达成都平原要比走川西北重山峻岭容易得多，很可能是旱作农业传入四川地区的源头之一。应该说在距今年成都平原和汉中盆地是同一个族群，在距今年之后带来青铜铸造技术是继承了齐家文化的寺洼文化人群。虽然寺洼文化的代表器物是马鞍形双耳陶罐，在汉中地区没有发现，并不表示寺洼文化没有影响到城洋人。城洋青铜器展出的器物中有两件铜矛，中脊是山字形，銎部有两耳，带有发源于阿尔泰山北麓塞伊玛-图尔宾诺文化风格的铜器。这说明城洋青铜技术是西边的人群带来的。况且寺洼文化影响的区域也就是日后形成氐族、羌族形成的地区，汉中地区的西部就是氐族人的聚居地。

综上叙述，城洋青铜器窖群的发现，都是本地人生产活动中挖出的，未进行考古地层分析，除了城固宝山遗址是考古发掘。断断续续出现窑藏青铜器，到上世纪九十年代逐引起有关人员的注意。因在史料也未有记载汉中地方的相关内容，故留下了许多难以解答的问题。如：城洋青铜器里特有的镰形器、三角援铜戈、铜泡和铜面具。我所能找到的资料并不多，尽可能地还原当时的事件，当然有一些解释是我的推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