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音寺位于新津城南十数里外的九莲山麓,按传统的地脉风水学理论讲,此处地理格局极佳,其山状如九峰环卫营拱,如同九朵妙莲齐开,为修仙行道的祥瑞圣地,故后世有“莲华接翠”之美誉。

东汉末年,道教创始人张道陵为方便教化所设之二十四治(教区),中品第八治平盖治便是此山。据道经《云笈七签》卷二十八所载:“第八平盖治,山在蜀州新津县,去成都八十里。前山下有玉人,身长一丈三尺。昔吴郡崔孝通于此山学道得飞仙。山西有大江,南有长山,北有平川,中有龙门。治应娄宿,阴人发之,治王千年。”明人杨孟时《重建平盖观山门石梯落成记》碑文中也有记载,说古之著名高道吴群、崔孝通曾于九莲山平盖治潜志修仙,并且羽化飞升,得入仙门。自汉晋以来,佛教由中原地区渐次传入蜀地,尤其进入唐代,佛教深得大唐天子护佑,蜀地亦成为全国佛教之重镇,使源自本土的原始道教反而在声势上退居次席。到了宋代,一代禅门领袖、被宋高宗赐封为“圆悟禅师”的佛果克勤禅师,晚年驻锡于成都昭觉寺,于是成都很快便成为全国的禅教中心,使“言禅者不可不知蜀”的盛誉,一直流传至今。

张道陵像

新津观音寺即兴建于圆悟克勤禅师圆寂后40余年的宋淳熙8年(公元年)。据史料记载,宋时一代名相、禅门中著名的大居士张商英的故居,就在观音寺的近侧,因此,当地也流传着张商英遗言舍宅而为观音寺的故事。

新津观音寺

当时的观音寺规模深宏阔大,香烟鼎沸旺盛,共建有殿宇一百零八重,系西川著名的大道场之一。然而世事变幻,诸法无常,曾经盛极一时的观音寺也概莫能外。至元代末年,战乱频仍,兵燹四起,观音寺随之被毁。明代宣德年间,有蜀中高僧碧峰、福宾二师,披肝沥胆,四处募化,发愿重建观音寺,最终于明弘治三年,在原寺废墟上重又建起了气势巍峨的十二重殿宇,使佛门香火重新接续起来。到了明末清初,蜀中大乱,寺庙再次被毁,仅仅残存的观音、毗卢、天王三重殿宇,也都颓圯不堪,摇摇欲堕。直到清代的“康乾盛世”,文教复兴,观音寺才又渐渐复苏,至道光年间,重新恢复为川西著名寺院之一。同治、光绪年间,有高僧道松和尚来此驻锡,增建殿宇十数重,恢复了宋、元以来的兴盛局面,并改私庙为十方丛林,接纳四方禅客,广宏如来教法。

到了近代,观音寺复遭民国年间举国皆为的“庙产兴学”之灾、文革期间大破四旧之难。虽然早在年该寺就被列入四川省第一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但经过这场浩劫,到年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时,也仅存明代的毗卢殿、观音殿和清代的三门、弥勒殿、接引殿等寥寥的几处建筑了。

上世纪40年代初,抗日战争进行到了极为残酷的阶段。当时作为大后方的四川,由于中央研究院、中央博物院、中国营造学社、同济大学、金陵大学等全国性学术机构的避乱迁入,使一大批国内最著名的文人学者也云集川中,一时间,四川成为名副其实的中国学术和文化中心。由于四川深厚的传统文化底蕴和相对稳定平和的时局,像傅斯年、梁思成、顾颉刚、董作宾等一批人文科学领域内的学界泰斗,也都因此在他们个人学术生涯中,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顾颉刚

年12月21日,新津县城郊外的官道上走来一位长衫飘飘、目光炯炯的中年人。此时虽正值隆冬,但蜀中的冬日暖阳却让依依南河泛着淡黄色的波光。这条河上旧时建有长约一里半的汉安桥,但由于夏秋季节水涨浪急,总易毁坏,于是地方政府年年修理,百姓每以为苦,后来干脆把它废掉了。这位中年人走过的是每年秋冬季节临时搭起的一座浮桥,而到了每年四、五月间,便又要将它拆去,直到夏秋雨季过去,水落平缓之后,又再搭起来。此处原是大名鼎鼎的“五津”渡口,以金马河(岷江的第三支流)、西河(文井江的下流)、南河等五水的交汇而得名。唐代诗人王勃之名篇《送杜少府之任蜀州》,一经吟出,便令此处从此名扬天下。其诗云:

城阙辅三秦,风烟望五津。

与君离别意,同是宦游人。

海内存知已,天涯若比邻。

无为在歧路,儿女共沾巾。

这位缓缓而行中年人便是中国近代著名的历史学家、北京大学教授顾颉刚先生。顾先生在这传说中的“五津”渡口徘徊寄思了片刻之后,继续踽踽而行,经“宋太子少保张商英故里”的石碑后,进入新津县城。翌日,顾先生在同当地友人一起,从南门外搭雇船,沿南河一路下行约十五里路后,弃船上岸西行。在一路不时惊现的汉代崖墓群的陪伴下,终于来到了此行的目的地——位于九莲山莲心之处的观音寺。顾先生以史家的眼光对观音寺作了一番考证,后来在《新津游记》一文中写道:

观音寺的来历,据当地传说是张商英舍宅所建(按孝宗淳熙一共十六年,第八年即公元年为辛丑。辛亥则为光宗绍熙三年,即公元年。两者相差十年。不知是否明代人将绍熙误作淳熙,或将辛丑误作辛亥?若此寺确修于淳熙辛丑年,那么是甲子错了;要么确修于辛亥年的话,是年号错了),考张商英死于宣和三年即年,则造此寺时他已死五十年了。这寺当初落成时,是一个极大的庙子。可惜元末毁于兵燹。到明代中叶,又由和尚们兴建起来,清代再加几次培修,才成十重殿宇,与旧址相较,已经缩小了大半。中间一殿还保存明成化以来的壁画,庄严肃穆,因系胶漆所绘,不易剥蚀。诸殿佛像也各极其妙,颜色凝湛,想来明代遗迹必然存留不少。寺系女尼掌管,渐归荒废,倘再不加修理,数十年以后,这些有价值的艺术恐有同归于尽的危险。

观音寺壁画

顾先生可以说是近代最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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